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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四个趋势

  ●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应当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而现在中国有大中城市单面突进的趋势,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中国的城市化问题,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怎么建设城市,而是怎样改变农村,怎样填平城乡之间的鸿沟

  ●作为一种可操作的选择,今后要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突破口,逐步地建立城乡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体制

  ●中国的人口政策面临着两难选择,放松人口控制就会使数字庞大的人口增长绝对数出现反弹,而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则会加剧人口结构出现的老龄化、性别失调、逆淘汰等新问题,有控制地适度调整人口政策,可能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在强大需求的刺激下,教育出现向精英教育发展的趋势,出国留学潮也开始向中学生蔓延,而平民教育在很多地区却有被忽略的倾向

  中国目前有660多个大小城市,涵盖了3.5亿多人。农村人口仍占2/3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1/3,“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点。

  目前中国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不到15%,但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还有约50%。相对于产业结构来说,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的转换比较迟缓和滞后。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和我们测算的理论值,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应当达到50%以上,就业结构中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应当达到80%左右,城乡社会结构中城市人口的比重应当达到60%左右。而按照1990-2000年我国结构变化的实际情况的平均值推算,到2020年,第三产业的比重可以达到39%,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可以达到70%,城市人口比重可以达到56%。这样,距离关键性结构转换的理论目标值,就还有一些差距,必须在政策和措施上做出相应的选择,努力实现关键性结构的基本转换。

  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应当是城乡协调发展的,而现在中国有大中城市单面突进的趋势,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越来越有了国际大都市的模样,而西部的乡村依然如故。中国的城市化问题,重要的并不仅仅是怎么建设城市(尽管大城市的交通、用水、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而是怎样改变农村,怎样填平城乡之间的鸿沟。而填平鸿沟的关键,又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

  中国的农民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但中国大多数农民不可能在人多地少的约束下靠种粮富裕起来,必须使广大农民具有普遍兼业的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以上,但分阶段看,1979-1985年7年间增长最快,年均递增15.2%,而1985年以后的17年,年均递增降为4.0%,特别是1998年以后的3年,增长速度降低更为明显。农民不可能都进城,城市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先要考虑怎样使农民的生活环境逐步城市化。政府财政要更多地向农村倾斜,切实承担起农村改水、改路、改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目前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约20%,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的71%。类似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城市化就会走进“拉美化”的陷阱。

  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数近两年增加较快,1998年为184万人,1999年为266万人,2000年为402万人,2001年为1170万人,2002年为2064万人。2003年到9月底,全国城镇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180万人,其中下岗人员516万人,失业人员393万人,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400万人,农村的传统救济人数为1110万人。全国低保全年支出约150亿元,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人均水平从高的约300元到低的不到40元不等,全国人均为55元。

  到2003年6月底,全国3423万企业离退休人员中,有1752万人实行了社会化管理,占52%,到6月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首次超过1亿人,基金收入394亿元,同比增长53.5%,但基金支出279亿元,同比增长65.0%。

  我国社会保障目前的最大问题,是解决个人账户空转。在现收现付的制度下,社会保障基金不但缺乏积累,而且存在很大缺口。特别是养老保障基金,随着退休人员比重的快速增加和交付养老金在业人口的减少,未来的缺口会更大。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信誉,实际上是要靠国家财政托底。即便是如此,我国的社会保障基本上还只是城镇社会保障,没有覆盖到农村地区,城乡之间由于就业方式和领域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在城镇单一社会保障的体制下,其差距进一步放大。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面临着很大的困惑,一方面,城镇社会保障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解决基金缺口和“个人账户空转”问题,防止社会保障侵蚀财政;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市场风险的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考虑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和调节城乡差距的问题。作为一种可操作的选择,今后恐怕要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突破口,逐步地建立城乡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体制。

  2003年中国人口总量估计为12.93亿人,2004年预计将突破13亿人大关。由于中国实行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近10年来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中国的总人口从1960年的6.5亿人增加到1995年的12亿人,差不多每5年就增加1亿人,但从12亿到13亿,用的时间延长到9年。现在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已经降到6.5‰左右的低位,总和生育率降到1.8的替代水平以下,但由于人口基数庞大,每年新增人口仍然在800多万人水平,相当于一个多香港、两个多新加坡的人口。

  伴随着人口增长的减缓,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一是过快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5%,一些大城市60岁以上老人的比重超过20%,我国在短短20年的时间就从成年型社会过渡到老龄化社会,这个过程一般至少要40-50年;二是人为选择出生婴儿性别的情况严重,我国的新生婴儿性别比从1980年代初的108(每出生100女孩就有108男孩出生)发展到现在的约117,个别省份的新生婴儿性别比更高达130以上(如广东、海南);三是人口出现教育素质的逆淘汰,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四是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成为农村贫困的一个新诱因,中国目前的艾滋病及其病毒感染者、乙肝病毒感染及携带者、结核病患者的总量在世界上都已名列前茅,有些已经灭绝的病种又死灰复燃(如血吸虫病),而这些患者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农村,在医疗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一人患病就是一家的贫困。

  中国的人口政策今后面临着两难选择,放松人口控制就会使数字庞大的人口增长绝对数出现反弹,而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则会加剧人口结构出现的老龄化、性别失调、逆淘汰等新问题,有控制地适度调整人口政策,可能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联合国2003年的《千年发展公约》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采取的重要政策就是要投资于健康与教育,这些投入不是有碍而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反过来有助于人类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揭示,贫困的不仅是收入问题,也是生活能力问题,而前者日益掩盖后者,因为大多数基本的人类发展指标有上限,所以除了收入差距外,常常很难掌握贫富地区和人口之间在其他方面的差距,对于富裕国家和地区来说,有些指标也许意义不大,但对于贫穷地区,儿童入学率增加、成年文盲人减少、医疗健康情况的改进,都意味着贫困减少的开始。

  中国的人口教育素质在1990年代有了较大提高,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与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总人口中具有大学教育(含大专)的人口比例从142人/万人增加到361人/万人,具有高中程度的比例从804人/万人增加到1115人/万人,15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从15.9%下降到6.7%。

  这些年来教育发展很快,教育的需求旺盛,特别是在城市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情况下,家庭的教育投资几乎成为唯一不惜血本的投资。在近几年家庭消费的增长中,教育是增长最快的消费,各种家庭消费意向变化的调查,也都显示教育被排在首位重要的位置。

  在这种强大需求的刺激下,教育出现向精英教育发展的趋势,出国留学潮也开始向中学生蔓延,而平民教育在很多地区却有被忽略的倾向。正像一个国家的潜在购买力不是以人口总量来衡量,更重要的是看人均购买力,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也不仅是看劳动力总量,而是看人均的劳动力素质。

  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使贫困阶层能够通过选择能力的提高改变命运,使我们的劳动力在国际上长期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要大力发展平民教育,至少要使平民教育和精英教育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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